双城记丨武汉:千年防疫史

来源:風聲评论 责任编辑:小明 时间:2020-03-17 10:56:29

2020年年初,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而且出现全球大流行的趋势。

2003年,SARS疫情爆发,武汉并非重灾区,所以2020年这场疫情在各种原因的交汇之下,让武汉人措手不及。2003年的广州、北京和2020年的武汉,都是中心城市,从历史和传染病发展来看,武汉成为疫情中心,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因此,不仅要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得从历史说起。

湖北瘟疫时空趋势

引起传染病的细菌和病毒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人类还要长,换句话而言,人类自诞生伊始就受到的传染病的危害。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易感人群是传染病传播的三个要素,人类社会的扩大、集聚以及发展客观上增加了人类感染传染病的风险。进入文字时代,关于瘟疫的记载也同时出现,甲骨文记载了许多疾病名称其中也有了疾年的记载 这都是指疫病流行。[1]

当时瘟疫多发生在军营或苦役这类人群集中、卫生条件不好的地方,因此被称为役人病。而具体到湖北地方,最早的城市建制属于3800年前的盘龙城,这属于军事据点性质的城市,远离中央区域。从条件上来说,这一地区发生瘟疫的可能性是存在,但是还不具备被记载的资格,因此也无从可考。但即便将视野扩散至整个国家区域,殷商时期全国人口约 536 每平方千米只有 1人 不具备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媒介条件。[2]

位于主要政治中心位于如今湖北地区的楚国,由于长时间远离中原核心文化区,先秦时期,该地的瘟疫记载较少,在清华简《楚居》当中曾记载楚国曾因为都城发生瘟疫而迁都[3]。这也符合楚国地广人稀的特征,充分说明了疫灾的流行,自然条件是一方面,更为主要的还是人群的集中,疫灾发生的国都恰是一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楚地气候?)

从《楚居》上的这条记载来看,湖北地区在先秦时期的疫灾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而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这个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龚胜生曾经统计过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1911年,先秦至清代总计2681年的时间里,湖北共有疫灾年份136个,平均20年就会发生一次瘟疫灾害。从朝代分布上看,明清时期,湖北疫灾更为频繁,其次则是两晋时期。在空间上,汉唐时期的疫灾中心以荆州、襄阳、武汉为主,宋元之后,则是以鄂东为主。

襄阳、荆州(江陵)、武昌是湖北地区的三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历史地位。楚国发祥地是以襄阳为中心的南襄盆地内,随着楚国的发展壮大,其政治中心逐步南移,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地区,古称江陵。直到元朝时期,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首府所在。政治中心的变动意味着人口集聚趋势的变化,以及交通中心的地位,与疫灾发生空间的变动趋势相同,这进一步说明,人口的集中和人口的流动是疫灾发生的重要条件,集中是增加了易感人群,而流动则是扩大了传染范围。

而从朝代的趋势来看,人口增加伴随着疫灾增加,然而这个趋势并不是线性增长,在两晋时期出现了一次起伏。这是为何呢?其解释同样可以从传染病的三个因素当中去寻找。两晋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变动和经济变动比较剧烈的时期。

战争的频繁发生,首要带来的必然是军队的增多,将原本散落在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一起,肯定会增加传染病发生的风险,这一问题到晚清时期依然存在,在太平天国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镇压主力——湘军内部就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在古代,战争是导致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战争的激烈,军队调动的频繁,不仅增加了传染风险,也扩大了传染范围,很多老百姓没有死于战争,而亡于瘟疫,甚至有观点认为,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 死于瘟疫者十之七 

其次,东晋王室南迁,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开始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趋势。湖北地区当时既属于南迁的目的地之一,同时也是战争的前线。战争爆发(传染源),军队调动和民众躲避战争(传播途径),人口南迁(易感人群),这自然导致了两晋时期,湖北地区疫灾流行出现一次波动。

而到了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瘟疫发生的原因也从战争为主,转移为水旱灾害为主,所谓大灾之后有大疫。疫情发生的中心也从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荆州,转移到了以天下四聚汉口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古时民众遭灾之后,逃难逃荒会引起人口的大范围流动,而逃荒逃难期间,生活或饮食卫生条件不佳,增加了细菌侵袭和感染病毒的风险,最终导致瘟疫出现。

总之,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动是急性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武汉地区自宋元之后,成为湖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晚清时期,由于京汉和粤汉铁路的修建,更是成为九省通衢天下四聚九省通衢,武汉出现疫灾的风险可谓是湖北地区最高的。那么武汉又是如何防治传染病的呢?

应对瘟疫的措施:从治到防

前面分析湖北地区古代瘟疫发生的时空趋势,关于瘟疫发生的原因十分强调人口流动和人口集聚,更多的是从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两个因素着手,涉及传染源的并不多。实际上在现代医学对于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研究之前,人类对于传染病发生的原因的认识还不够科学。所以古代对于瘟疫的应对措施更多是以治为主,以防为辅。

瘟疫具有突发性、流行性和高死亡率等特征,古代先民对于瘟疫的发生的原因归结于鬼魅作祟,或者说疫病属于鬼人之役。《汉旧仪》日: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这说明古代先民可能认识到了传染病发生大多是饮用水被污染导致的,而疫病发生大多也是人口集中的都城宫室,但是对于为何会导致传染病发生并不太清楚。所以古代防疫的主要措施还是驱鬼辟邪,祈福祛灾。

而对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人来说,自然环境的恶劣让楚人对神灵有着更多的依赖,使得祈福祛灾的巫文化成为楚文化有别于中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文学体裁是自成一体的楚辞,也是发源于祭祀时所用的巫歌。在屈原创作的《离骚》当中也提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说明佩戴一些气味特殊的草药香囊是当时楚人驱虫防疫的办法。

这种乞求神灵的防疫措施自然无法有效防止疫灾的发生,所以古代疫灾应对的主要措施依然是治。传染病治疗首要要求是隔离病人,保护易感人群。有学者从甲骨文的字体字形当中证实,我国至迟在公元前1350年左右就已建立了传染病的隔离安置机构。[4]而湖北地区最早明确记载疫灾治疗的文字材料是1975年,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一条条文条条 文 记 载 :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意思是受到城旦 、鬼薪处罚的人,如果得了疠疫 (当指麻风病 )怎么办应当送到迁所去 。[5]即是发现疫情需要将病人隔离。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2), 民疾疫者,合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正史中首次记载传染病的收容治疗机构,主要是针对急性传染病而设的专门医院。东汉时,设立军队传染病院——庵庐。唐代的寺院医学十分兴盛,全国各地的大寺院多置病坊。两宋时期,除朝廷和地方政府在大疫之时就地设有病坊之外,地方绅仕亦或出资捐建,如苏轼在杭州以私帑和 朋友捐资,置安乐坊以收容病人。

除了这些收容、隔离的医疗设施之外,医疗人才也是古代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中医被称为经验医学,其最大的经验来源即是治疗瘟疫当中取得的。比如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其时代背景则是东汉时期的疫灾流行。而张仲景活动的区域以现在的河南南阳为主,靠近湖北襄阳,恰符合东汉时期湖北地区疫灾的空间特点。

以明代为例,明代瘟疫救助的医生加以归类,可以分为以医谋生的职业医生和非以医谋生的通医人士。职业医生又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其中民医,也称之为医户,是选拔官医的来源。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官方医疗体系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医户。[6]而在官医之外的是大量民间通医人士,明清时期湖北疫灾大多发生在鄂东地区,而恰是这一时期,鄂东地区名医辈出。[7]

而直到晚清时期,西方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关于传染病的防治才从神鬼作祟脱离出来,成为公共卫生的体系建设这成为的防疫的主要手段,而这与西方的差距也不过半个世纪。但是由于民国时期,国家动乱不断,公共卫生体系的真正的建立还需要等到1949年之后。但在此之前,以武汉为代表的大城市已经开始先期的探索。

近代:武汉是如何防疫的?[8]

18613月,汉口开埠,英国在此设立英租界,建立通商口岸,打开了武汉建设现代城市大门,武汉防疫检疫体系也随着贸易的发展逐步建立。1902年,汉口江汉关开始对外国商船进行检疫活动。为了进一步规范检疫活动,1904年,江汉关税务司发布了《江汉口防护染疫章程》,由一英籍医生对发生疫情之船只进行检疫。医师在检疫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任何疫情的检验、判断、处理都必须经由其手。

当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瘟疫极易通过交通工具传播,而且对外的贸易具有更大的风险。而江汉关是很早就开放的通商口岸,也就引起了政府更多的注意。1905年汉口江汉关开始报告汉口地区的疫情。1910年,东北地区鼠疫流行,为防止鼠疫通过铁路传入汉口,湖北地方政府在京汉铁路汉口大智门站和广水站各设防疫办事处、防疫公所各1?在广水设临时隔离医院2所,成为武汉最早的防疫检验机构。

民国时期,政府意欲打造更为庞大的全国公共卫生体系,武汉自然也是被纳入其中。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卫生部组织法,在卫生部下置专门的防疫司来掌管防疫事务。1930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中央防疫处的设立把当时对时疫的病理研究和抗体制造等理论性和实验性的活动分立出来同预防时疫活动的具体实践相区别。政府防疫更具备科学性和理论性。

民国政府除了在中央到地方建立专门的防疫机构以外,在交通部门也颁布了多个相关的防疫规则,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自然是防疫的重中之重。

1926年汉口设立卫生局,将乃取治本政策,一切从预防方面着手确定为制定的《卫生行政计划》的方针。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临时的预防接种站,开展预防接种牛痘,预防天花。1940年春,三镇共接种62.15万人。还是设立卫生实验所、食物检查所和卫生巡警。同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教育,至1937年春,三镇各项公共卫生防疫事业初具规模[9]

1937年,长江沿岸流行霍乱。武汉政府对出入境人员实施强制性预防注射并颁发注射证?欲出入境者须凭出入证购买车船票。一旦发现染疫者,立即送往省立临时防疫医院隔离治疗,并对发现现场进行消毒。其应对措施与现在相差无几。重点都是放在切断疫病传播的途径?同时尽可能地使易感人群远离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的形成和扩散。

与此同时,伴随武汉城市的发展,武汉的医疗队伍也稳步增长,特别是现代医学队伍从无到有。辛亥革命后,三镇西医院、诊所迅速增加,1937年,西医院、诊所168个,病床达1831张。在武汉三镇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平均每千人口有病床1.48张,而卫生技术人员0.62人。极大地提高了武汉市在应对疫情发生时的医疗能力。

据《武汉市志·卫生志》记载,1932年到1936年,威胁武汉三镇居民健康与生命的主要疾病是天花、伤寒、霍乱等急性传染病,1932年其死亡占比高达60%。而这些急性传染病很大程度与城市公共卫生条件相关,因此,民国时期,武汉地区推出了减少传染病疫情发生的诸多措施,包括提供卫生饮水,妥善处理城市垃圾、解决化粪问题,加强清道工作的管理,提倡民众开展卫生清洁运动。

而除了官方机构和组织以为,民间社会的力量也是民国时期防疫的重要助力。首先是新闻媒体机构在疫情报道,卫生知识普及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1919年出版的《申报》登载了流行性感冒病之防治谈一文,谈到防卫流行性感冒病的一些常用方法,包括减少集会,避免与咳嗽、喷嚏的人正面接触、不接近已染疫之人等等。

其次是各类慈善组织积极参与防疫和医疗救助活动。据史载,武汉在明清时期广建善堂,到1840年,前后达50多个,分布三镇。善堂之社会救济工作按照其从 善的缓急程度可分为日常施济和灾异赈济。日常施济工作当中的施棺收埋、送诊施药都是防疫工作当中的一部分。1929 年,汉口、汉阳送诊送药的善堂有55家,占善堂总数的75.3%,其中汉口慈善会、济生、安善、培心、保安、开化、潜仁等善堂每日门诊100余号,多则300余号。[10]汉口开埠之后,随着列强一起进入的还有域外宗教组织,为了吸引教众,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教会开展了各项慈善事业,其中就包括开设医参与社会救济。[11]

尽管有这些防疫措施和防疫体制的建设,但是近代中国,风雨飘摇,一个不稳定的国家自然没有办法建立起稳定的防疫体系,而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其面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威胁更大,从1911年辛亥革命,武汉几乎每隔几年就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当中的重大战争。

直到1949年之后,稳定的社会秩序,武汉的卫生防疫才算是进入了正规,伴随着国家消灭天花、霍乱、鼠疫等传染病,武汉市居民死亡原因的排序当中,传染病的位次逐年降低。以硚口区为例,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损伤和中毒是硚口区居民死亡的前5位主要死因,占合计全部死亡构成的 85. 03%[12]而传染病则位于第9位,与1932年传染病60%的死亡占比,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SARS疫情之后,我国建立起来了更为完善的疫情预防体系。面对今年疫情之严重,外界不免疑惑,为什么?为什么是武汉?

大都市,让防疫更难还是更易?

几乎所有关于古代疫灾的地理研究,最终都会得出相似的结论,那就是疫灾的流行与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性都有着密切关系,疫灾中心与城市规模关系密切。[13]古代城市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中心的作用,而到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城市化,城市逐步拥有了更多的中心地位——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贸易中心、交通枢纽中心等等,每一种中心都意味着人口的集聚和人口的流动。比如英国伦敦,在工业革命之后,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霍乱疫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程明梅和长江航运总医院医生杨朦子利用2005—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 31个省、市、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对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镇化率每增加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 2. 48%[14]

现在的武汉人口集聚的规模以及人口流动的速度已经数十倍于1848年之前的伦敦,但是在传染病风险系数和危害程度上,武汉的传染病风险是不是就远大于百年前的伦敦呢?并不尽然。

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传染病发生的三个因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所有防疫工作都是围绕着三个部分展开的。城市化的发展让传播途径更加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理查德·普雷斯顿在《血疫》写到,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此次发生在武汉的疫情,确实充分体现了大规模城市化之后,爆发疫情的严重程度。武汉市的常住人口约1400万人,在武汉市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前,从武汉流出人口大约500万,在加上武汉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经过武汉换乘的人数会更多。武汉在疫情爆发初期未能有效控制疫情,从而导致传染源增多,再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传染到了全国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此次疫情的易感人群是所有人,更加重了疫情的严重程度。

确实城市化在一方面提高了传染病疫情爆发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但是另一方面不得不说,城市化也是减少传染病爆发的可能性和危害性的重要手段。首先现代医学的发展是城市化带来的重要进步。正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关于传染病爆发的原因才找到了根本的原因自然可以精准防疫。例如英国医生约翰·斯诺证明,霍乱是通过受污染的饮用水来传播的。他追查到1854年伦敦霍乱爆发的根源,是一条街道上已被脏水污染的一台水泵。他的研究表明,向各户人家供给纯净饮用水十分重要。

同样城市的发展带来人口的集聚,而人口集聚带来的是思想的交汇,从而引发了科技革命,其中就包括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毒学能领域的发展。疫苗是目前防治传染病的重要手段,而大规模的疫苗研制也是在城市大发展之后的。此次武汉疫情当中,武汉病毒所在短时间内就确定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这恰恰也是后续疫苗研究的基础。而此次疫情防治当中,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AI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更是提高的防疫的效率。

所以说武汉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并不是城市化的问题,或者大城市的问题,而应该是城市管理的问题,涉及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政策、规划、卫生防疫体系、卫生习惯、信息透明等多个方面,甚至还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城市体系。

防疫最根本的方式还是减少传染源,也就是在最开始就隔离细菌和病毒。霍乱是因为不纯净的饮用水导致的,而提供干净清洁的饮用水就可以直接隔离霍乱病毒。鼠疫是跳蚤和老鼠传播的,做好城市清道工作以及个人卫生,减少老鼠滋生,清除跳蚤,自然减少了鼠疫爆发的可能。疟疾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清除城市污臭水体,加强灭蚊工作,也是防止疟疾的重要方式。而这些都有赖于城市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和城市规划的精细化。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当中还存在一个中国特色的户籍问题,同样是影响了中国城市防疫的工作。户籍的不平等带来了不同户籍人口在城市内享受到了不同的社会服务,由此对于公众健康以及疫情防控带来不利影响。有研究发现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损害了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户籍制度,尤其是其背后隐藏的巨大社会福利差异,加剧了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对农业转移人口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而市民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弱这一不利影响。[15]

具体到武汉市,流动人口所患疾病以传染性为主,本世纪人类的疾病谱已由以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以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为主转变而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尚未完成这种转变。[16]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导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市民,而其患病的主要原因则是传染病,这对于城市传染病防治有不利影响。

湖北各地市州按照经济实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毫无疑问是武汉,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财政实力,抑或文化影响力都是湖北省首屈一指的,承担了湖北省大部分的国家任务;第二梯队是宜昌和襄阳,目前湖北省主力打造的两个副中心城市,GDP均在4000亿元以上,在中部地区除省会之外的地级市当中名列前茅;第三梯队则是其余各地市州,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都弱于其他三个城市。与此同时,武汉还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再加上春运期间的人口大流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传染病风险等级。

总之城市的发展让防疫更容易,而城市的问题则让防疫更难了,所以城市与防疫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不能因为传染病的爆发而限制城市的发展,而应该更多将目光聚集在城市的问题当中。这一次武汉市疫情所暴露出来的公共管理的问题、应急管理的问题、流动人口管理的问题、信息公开的问题统统都是许多城市都具备的问题,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是武汉,因为武汉集聚了大量的人口,以及频繁地人口流动,并且其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必然是武汉吗?不必然是武汉,因为武汉的问题并非只是武汉的问题,武汉只是被撒旦随机选中的城市,而病魔又借人口体量、便利交通而肆虐蔓延而已。

参考资料:

[1] 龚胜生 刘杨 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7

[2] 龚胜生 刘杨 张涛:《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7

[3] 邓宏亚:《从清华简<楚居>探楚王徙郢原因》,《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0

[4] 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中华医学史杂志》,19971月第27卷第1

[5] 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中华医学史杂志》,19971月第27卷第1

[6] 陈旭:《明代医生群体在瘟疫之际的社会救助活动》,《中华医学史杂志》,20123月第 42卷第2

[7] 严忠良:《明清时期鄂东医学重地》,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月第17卷第1

[8] 该章节主要内容引自2005年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云学位论文《1840—1937年间两湖地区瘟疫初探》

[9] 刘利民 李君:《辛亥革命后近代武汉卫生事业的发展》,《兰台世界》201211月上旬

[10] 刘元:《近代(1888—1938)武汉善堂发展与慈善事业述略》,《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月第31卷 第5

[11] 石松:《近代武汉基督教慈善事业述论》,《商品与质量》20127月刊

[12] 杨昌润 聂绍发:《20102016年武汉市硚口区居民死因分析与寿命损失研究》,《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91月第35卷第1

[13] 龚胜生 龚冲亚 王晓伟:《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1月第30卷第1

[14] 程明梅 杨朦子《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25卷第7

[15] 丁宏 成前 倪润哲:《城镇化的不平等、市民化与居民健康水平》,《南开经济研究》2018年第6

[16] 张洪涛 陈迎春:《武汉市外来流动人口患病情况分析》,《医学与社会》20063月第19卷第3

[责任编辑:小明] 标签:双城记 武汉 千年防疫史 民生在线

0条评论

网友评论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民生在线保持中立

最新评论
发表日期:2015/01/22 18:03民生在线网友: 127.0.0.1

留言内容....

回复:留言回复...

散酒王
宏胜装饰
慕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