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常德老城区的商业

2016-01-21 13:07:53
来源:常德民生报

  常德商业发展的脉络

  谈商业,就不得不追溯其源。我国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而商业则是其如影随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社会解体后,不断改进的劳动工具增强了人们的生产力,产物渐多衍生了原始的交换。这些交换先是偶然性,渐渐变得经常而刻意。据《易经》所载,神农氏曾在日中设市以“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这可算是最原始的集市,也可谓商业之始。

  殷商时期,商部落就以善于交换出名,传说他们的祖先曾驾着牛车游走部落之间,进行交易。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商人”、“商业”之名的由来就是来自商部落的名称。人们称到处贩卖的人为“商”,在固定地方售物的人叫“贾”,即所谓“行商坐贾”,后来则逐渐统称他们为“商人”。由此引申,出售的生产物便叫“商品”,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则称为“商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大门类流传下来。

  商业形成后,交换商品的品种渐渐增加,为了方便交易,人们发明了货币。商代最初的货币是海贝,由于数量不敷应用,后来就以贵重商品铜为原料做成贝币。

  商代统治者居住的城市称“邑”,人们交易的场所为“市”。最初的市和城是分隔的,后来为了切合统治者的需要而迁到邑之内。市内还有各式各样的“肆”,那就是分门别类的店铺。《诗经·商颂》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其灵”(见岳麓书社19971月版),描绘的正是商都繁荣的景象。当然,促成此种“繁荣”的商业与现代商业能量比较还是属于粗放型的。

  相传姜太公吕尚就曾在朝歌(当时商王朝的首都,即今河南省淇县)和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境内)的市肆里干过屠宰和卖酒营生。所以,在商界有尊姜太公是专业商人之宗师的,并说他以经商谋略帮助周武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是否是商人自我抬高?未考其详)。此后,商业活动也随着王朝兴亡更迭延绵不绝,流传至今。

  早在常德古城始建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因物产丰盛,便有了集市交易。据考古发掘,用于商贸交易的货币有商周时期的贝币、春秋战国时的铜质刀币、蚁鼻钱(楚国产用)、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通宝以及宋元明清等方孔钱先后出土,而且后几朝出土的制钱及银两更多,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出,常德商业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从初始的集市交集发展到百业归行的商业型态的。

  另从常德地理位置看,也是经商的有利口岸。常德这座古城自秦将张若筑土城始,至今已有2283年了。它纵扼沅水入口,横踞荆湘要冲,素有“三楚名邦,九川重镇”之誉。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管理一方的政治中心,文化发达,经济活跃,商业繁荣,是百物交易的重要码头。尤其在近现代史上,商贾云集,“德商”盛名远播。河街的批发买卖,城内横贯东西的长街的各种零售商店,鳞次栉比,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这两条以商业营销为主的街道,是常德古城的主要经济链带,其经济总量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全城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

  再从一些文献记载而言,古城因军事政治争斗的频繁,大量的军需物资在此囤集,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如地方志书记说三国时期,刘备驻守公安,派诸葛亮驻临烝(今衡阳市)征收的零陵,桂阳(今郴州市)长沙等郡赋税物资运来常德贮藏,以备军需。又加上住民的不断增加,军需民用日用物资需求迫切,民间商业活动也被驱动起来。在唐代,刘禹锡有诗称赞当时的商贸景象是:“家家竹楼(商铺)临广陌,下有连樯(货船)多估客(商客)。携觞荐芰(推销食物)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商贸之盛可见一斑。明清时期商业更显繁荣,《常德府志》记载:“大江啮城,舳舻帆楫时相上下,商贾所聚,百货辏集。人语欢声,辙喧午夜……黔、蜀、闽、广、江、浙、陕、豫之商毕集。”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被打破,外商的进驻,对外贸易兴起,虽有不平等竞争之弊,但也扩大了常德商业经营的门类和规模。

  常德商业经营之特色

  一是有巨大的商品集散功能。由于具有扼沅水进出口之地理优势,湘西、鄂西南及黔、川之大量土特产需经常德中转销往国内外,长江下游以及南广之日用百货也需经常德转运分销湘西、云、贵、川等广大地区,常德城的河街便成了一个“大船小艇聚城旁,上溯黔阳下武昌”的商品集散大码头,商号林立,交易繁盛不衰,有的商号经营额竟有“日进斗金”之巨。

  二是常德商业有海纳百川包容性。“生意无大小,来的都是客,买卖不成仁义在”成了常德商人的行为准则。因此,全国各地商人都乐于来此经商。以老城区为例,有资料显示,最多时有江西、安徽、广东、山西、陕西、福建、湖北、河南等省商人来常经商,各持一业,各显特色,开设的同业会所会馆有17处,加上本省辰沅等地的会馆,达25处之多,这还不包括英、美、日、法、德等国的19家洋行。有些资本较小的行商也来此寻找商机,开设以说合交易从中收取佣金的各类牙行,最多时达数百家,由行商变成坐贾了。

  三是常德商人具有不惧艰难的创业精神。

  有史以来,统治者为争夺天下,视常德为必争之地,战乱频生,有资料显示,在这座古城及其周边发生的大小战争多达一千三百多次,其中重大的毁城之战有七次之多,不仅生灵惨遭涂炭,商业也损毁惨重,店毁物失。例如:

  明崇祯六年(公元1643)李自成部攻陷澧州进逼常德,明将周晋自度不敌,下令士兵火毁全城,大火半月不熄,焚毁民房商铺无以计数。经过不到四年的恢复,又遭南明残部反清复明战于常德城,败退时驱赶百姓出城,下令士兵“尽焚庐舍”,掳掠财物南窜而去。康熙十七年(1679)吴三桂叛乱败退时,又遭“火焚全城,钱货掳掠一空,舟舰先遁”逆沅水而逃的不幸时运,常德商人经过十多年的苦心恢复经营又毁于旦夕。此后至民国初期,经历二百多年无大战乱时期,自乾隆初始,常德商业进入繁盛时期,享有“八省通商、商贾云集之区”的称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区商业发展到29业,较大的商店878家,牙行450多家,资本近250万银元,年营销额900多万银元,其中输入年总值211多万银元,经常德输往国内外的土特产物数量巨大,仅桐油一项经常德输出的最高年分达40万担。商贸交易的繁荣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至抗战前旅栈业由原来的70家增至百有余家,茶楼酒馆也遍布城区,戏院妓院也星星点点,笙歌不绝于耳,人口也过十万有余,充分展现了常德商人不畏挫折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可是,1943年冬发生在常德的抗日战争,是常德古城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昔日繁荣的商埠毁于一旦,烧毁民房万栋,毁坏商店七千余家。“商业物资疏散下乡者,大都丧失殆尽,复业无资者触目皆是。”常德抗战结束后,面对满目疮痍的惨状,常德商人与广大民众一样莫不愤慨,但并未气馁。迁往外地的商家纷纷回常复业,至1945年底,市区有80多个行业1068家商店重建开业。至1946年商店增至2028家,购销活动转旺起来,直至1949年常德解放。离休干部李光中生前撰写的《旧城区最繁华的街——常清街》一文中说:即使经历日军侵华的大轰炸和城区沦陷等劫难,除几度疏散逃难在外,一俟战局缓和,均能继续开铺营业,多数都能坚持经营到常德解放。

  诚信至上的职业道德

  诚信至上,讲究职业道德,是古城商业繁荣发展之根本。一是有行规制约。各行各业均建立了同业公会,对经营的商品质量、价格、服务标准都公议了行规行约,必须一体遵守。二是公开向顾客承诺:货真价实,足斤足两,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以常清街商店为例,大多贴出精致的条幅,并在经营中切实履行,说到做到。如金号的饰品成色、重量备有试金石和戥秤让顾客自验﹔李公道的刀剪包调回换;沈大同的胡琴让顾客挑选自拉满意为止;云霞阁的丝烟让顾客抽几口满意后再成交;刘义茂产的丝包头和绣花线非苏杭上等丝料而不用,绣花女来买不厌其烦让你挑选得称心如意,笑购而去﹔沙河宰杀的牛肉由阿訇监督开宰,绝对不准灌水﹔鸡鹅巷各酒楼的名菜卤回锅鸭必精选肥瘦适当的纯谷鸭,非此而不用﹔老常德饭店后巷内的米粉坊精选米料,精工细制,产品柔滑适度,颇有弹性拉力,口感极好,长期独占米粉业鳌头﹔老吉春堂药号秉持“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古训行规,以药品质优为第一,以治病救人为铁则,因而“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为信守这一承诺,该号每冬炮制全鹿丸、虎骨酒和血驴胶,公开展出活物尔后制药,引得民众空巷来观,信誉大增,购者不绝于途。该号老板亦具有了一代“药王”之称,常德解放时该号拥资达150万银元之多。三是常德商人仁厚载德,体恤民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有水灾,瘟疫流行,吉春堂药号特急制出“防疫丹”,无偿分发给灾民,有效地抑制了疫情的漫延。常德抗战结束后,不少商家在自身复业艰难的情况下,仍解囊出资,襄助建立粥棚多处,施粥救济难民。有的大商家在每年除夕前还向流落街头的饥困人们散发救济米票,助其渡过难关。

  傅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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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5/01/22 18:03民生在线网友: 1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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